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域与生活对于艺术语言的生成，虽然不如艺术史那么明确直接，但对于一个画家的艺术语言和语言的综合运用，却有强烈的影响。
　　1972年我出生于海南文昌铺前镇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小河边、田野山坡、海边、都曾留下我和小伙伴的身影，在那浸染着岁月痕迹的骑楼老街、古码头、红树林里，至今仍回荡着我和小伙伴的笑声。我们在草丛里捉蟋蟀，在椰子树上捉八哥，放在自制的笼子里养起来；常在收割后的田地里玩用泥块打仗的游戏，经常有人的额头被打肿得老高；饿了，就偷偷地挖农民地里的红薯放进烧红的泥块里闷熟了吃；渴了，就搞几个西红柿塞进嘴里；热了，赶着水牛一起跳进小河里洗个痛快。那段日子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而恰恰是这段难忘的光阴成了我后来创作的重要素材。
　　少年时期，由于父亲的工作及为了一家人得以团聚在一起的关系，我和母亲来到了海南西部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东方县生活、学习。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海南民族师范学校艺术班，有了许多画画的同学。那时正值青春少年、风华正茂，对艺术、对美好事物都有着共同的追求。在这绘画的新天地里，我不放过任何空余时间。周末邀三、两个同学带上干粮外出写生，一画就是一整天。渐渐地我成了同学们中的佼佼者，并且在毕业前举办了*三人书画联展*，得到了老师和同行的赞赏。当时我在绘画上受怀斯的影响较大，喜欢神密、忧郁而伤感的东西。这是我在绘画艺术学习过程中一个很艰难、困惑的时期，有向往但没有明确的道路。
　　1993年我放弃教师的工作考入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深造，在那里接触到了王家儒老师，他向我介绍了高更、波纳尔、符拉基米尔画派，让我很快找到了较明确的方向。画面一改过去的沉闷灰调子，取而代之的是热烈、明快而响亮的高调。经过两年的努力，便有了后来的“王锐油画作品展”。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效应，《美术报》、《海南日报》、《美术大观》、海南电视台都作了相应的介绍和报道。海大毕业后，我怀着求学若渴的心情踏上了北上的路途，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这是一所汇集国内艺术精英的艺术高等学府，培养的艺术名人数不胜数，我幸庆自己能够成为这高等学府里的一名学员。在北京求学期间，我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更加勤奋地学习绘画并画了大量的线描作品，加强了艺术中形与线的理解，在中外艺术大师的作品中不断探寻。期间我大胆地吸收了表现主义、野兽主义、后印象派及东方绘画的平面装饰性创作了一批作品。毕业前，我终于在北京举办了第二次个人油画展，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华君武老师、现任中国美协主席的刘大为老师亲自为画展题词，以及诸多老师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忘不了尹光老师亲切的笑容、忘不了杨林桂、邵亚川老师的谆谆教诲、忘不了韦启美、崔开玺老师推心置腹的谈话⋯⋯。正是他们，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添加了浓浓的一笔。
　　1996年我从北京回到海南，在海南师院党委宣传部及艺术系工作，这一干就是四年，这一时期由于繁杂的工作和教学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以至于艺术创作上毫无成果。
　　1999年，我到华南师大美术学院继续深造，眼界的开阔使我从艺术思考的角度回头审视我在海南西部生活过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海南西部这片土地主要生活着世代以狩猎，刀耕火种为生的黎族人，他们是原始土著”民族。连绵的山麓，干旱炎热的气候，扑面而来的海风夹着黄沙和红土构成了他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剽悍、粗犷、豪爽的民族性格。
　　通过深入的研究，我开始被黎族民俗文化的魅力而震撼。我入神忘形地投入其中，每每被那纯朴的乡野气息，神秘的黎家传说所吸引，那满山遍野盛开的红棉，那一望无际的芭蕉林，那恍若隔世的船形屋，那在夕阳中归家的牧童，那在桔黄色的灯光下大碗喝酒，唱着酒歌的黎家汉子，那纯真而不羁的黎家少女，那扇半掩着的门，那在夜月里幽深的空间，时时打动着我的心，常常撞进我的梦境，挤入我的记忆，唤起我的联想。我从黎族独具特色的织绵艺术中，看到了黎族人顽强的生命力，体会到黎族民俗文化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美学价值，加深了对大自然生命的理解与热爱。为此，我全身心地投入，连续创作了一系列透着乡土情思的作品。
　　我在全国性美展中首次露面是2002年，油画《热土》在中国美协《第十六届新人新作展》中一展出，便受到广泛的好评，国家级专业权威刊物《美术》、《美术大观》相继发表这一作品。这幅作品从着手绘制到入选全国美展，整整用了一年时间，这期间我三下边远的黎村，每次回来都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力图接近自己的感受，使其趋于完整。于是，在反复的修改和画面色彩的变换中，作品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厚重与深度。这种多遍修改产生的效果是我在创作之初很难想象的。正是这种方式，我沉醉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中，我在画布中再造一个自然，我所画的风景都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但又是现实中找不到的，是我心中风景的自然流露。
　　我在作品中强调内在力量的表现，这种内在力量，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和基本形的重视。例如在《黎家的黄昏》这幅水彩画中，我大胆强调了基本形和作品中的明度对比所形成的色调节奏。我画中的基本形，不一定是东方绘画中装饰的平面形，也不是西方绘画中常说的具有三度空间的形，而是通过平面表现体积的暗示给观赏者造成的心理感受和联想，它仍然有体积感，有内在的结构，有暗含的东西。我努力把这种抽象的平面结构引入具象，加强画面的力度和冲击力。在制作方面，我一反传统水彩画的透明画法，追求油画般的厚重和画面色彩肌理的趣味，这种肌理，不是单纯地表现物体质感的肌理，而是在不同层次的色层叠压中，传递出我内心的感受，这种感受不仅来源于景物给人的视觉触动，更重要的是我心中由景物引发的那股神秘、强烈、朴实的情感碰撞。
　　2003年，我创作的水彩《黄昏》、油画《黎家》相继获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与第十二届群星奖。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潘正沂老师的极力推荐，我调入海口画院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同年9月，油画作品《归》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展览在我的艺术生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展览期间，著名油画家詹建俊先生、闻立鹏先生、张祖英先生及著名评论家王仲先生都对这幅作品给予了较高评价，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特别是在油画展开幕的当天下午，我作为此次海南油画赴京展的组织者之一，有幸参加了第三届中国油画展学术研讨会，这次的研讨会集中了中国油画界最具权威的油画家和理论家，这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研讨会。也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中，我找回自己本该拥有的“自信”，也得以从较高的视角找到了自身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展览过后的当年底，闻立鹏和张祖英两位老师应邀到海南进行艺术考察，而我得以沿途陪同。而在这之前，我从来不敢想象自己能如此近距离的和两位先生接触并有幸聆听他们的教诲，短短的几天行程，却使我的人生阅厉得到极大的充实，也使我和两位老师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我每每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遇有疑惑与不解之时，便会不自觉地给先生致信，而先生不论多忙，都会给我回复并指出其中的不足。在先生们的引导下，我得以从较高的视角思考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2004年，我在进一步研究凡高、高更等人的作品后，更深刻地认识到，艺术语言的生成和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关系非常密切。一个有作为的画家必须以自己的专业眼光、文化素养，去发现并创造新的艺术领域。而只有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才能为画家提供新的创作主题，从而促使艺术家不得不去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风格。于是，我通过深入黎家体验生活后，又创作了《花开花落》，这幅作品以简洁、浪漫的手法，描绘出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梦境——开满鲜花的乐园，在这个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乐园里。三位姑娘在悠闲地拾掇地上的花朵，一切尘世的喧嚣与欲望，好像都与她们无关，这幅画的象征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它寓意着画家对温馨、宁静生活的向往，同时透露出画家内心深处对艺术充满激昂、向上的追求。水彩《舂声》则采用写实带装饰的手法，将整个画面笼罩在一种暖色调中，画面中有很强的黑白对比和色彩和谐的运用。在黄色天空的辉映下，古黄色的茅草屋、暗褐色的地面显得非常稳定。画面左下角四个农村妇女正在有节奏地舂米、筛谷，环绕于农妇四周的火鸡，给画面增添了一种生活的气氛，把人带入了一个祥和、宁静、温馨的家的温暖之中。完成这两幅作品后，我把目光从对西画的关注又回眺到对东方艺术的探寻。我开始思考如何在保持油画的艺术特性的同时，使之更具有中国文化的精神，更富有东方文化的审美感染力。对此，我开始在中国文化及版画艺术的传统中求索，并对潘天寿、李可染等近现代的国画大师的作品反复观摩，在大师面前，我感到面对的是丰富的艺术宝藏。对他们在画面上整体的建构、笔墨运用，特别是画面意境的创造以及黑白关系的处理深为叹服。但是，如何把中国文化及中国画、版画中意境的创造以及黑白的关系运用到油画中来？我感到前面的路漫长而艰辛。
　　2005年，詹建俊先生在大河上下——新时期中国油画回顾展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提出要自觉建构油画艺术的中国学派，油画的中国学派必须有中国特色。当然，詹先生这里所说的特色不只是运用一些传统文化符号，或转换成某些传统绘画样式恃点就能解决的。这特色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这里精神存在于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它需要深入研究才能体会和感悟到。詹先生的讲话加深了我对油画艺术民族化的认识与理解。做为远离文化中心的海南艺术家，我如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地域文化为原动力，表现充满浓厚情感内蕴而又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地域绘画风格作品，使地域性绘画突破题材的表面层次，从而传达出作品蕴含的地域文化精神内涵，是值得我去思考并为之付出努力的。带着这些思考，我又重新回到画布前，随着画面油彩的斑驳灼烁，我不断的探寻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在此期间，我又画了《天伦之乐》、《晚风》、《庭院》、《岁月无声》、《二月的歌》、《院落黄昏》、《黎家印象•归之二》、《黎家印象•薪火相传之二》、《黎家印象•少年梦》、《黎家印象•守望家园》等带有探索性的作品。
　　在我近年来创作的黎家印象这一系列作品中，黄昏中的风景是我表现最多的画面，这或许和我的童年有关。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黄昏总是温馨而又美好的，只有在黄昏的时候，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在一起，也只有在黄昏的时候，奶奶和外婆才有空闲给我讲那些关于自然界中神鬼的故事。因此，黄昏是我童年的记忆中最美的回忆也是我最热衷于表现的题材，我渴望通过艺术的创造把心中最美、最温馨、最富于生活气息的画面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展现给观众。
　　如在油画《黎家印象•守望家园》中，我仍以黄昏为线索，以海南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做为创作的素材。我试图通过对黄昏的表达传递出我对和谐家园的热爱，对和谐生活的眷恋与向往。在这幅作品中，我以新时期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孩童作为描绘的对象，借此去表现传统的黎族百姓那种安于现状，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画面红、黄、黑及浅灰色的色彩构成，茅草房的横线与椰树竖线的穿梭对比，环绕于院落的火鸡以及木瓜树、各种道具的相互交织，为我们传达出一种田园诗般的宁静与安详。这幅画之所以取名为《黎家印象•守望家园》，一方面，我希望借用手中的画笔去表现新时期留守农村老人与孩童的孤独与寂寞、幸福与自足并存的心理，赞颂他们勤劳、善良、纯朴的美德，让世界去关注他们。另一方面，也透过这一画面，去表达我对当今我们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如何去保护海南这种特有的生态文化的焦虑。海南这种古朴而又独具特色的黎家文化及船型屋建筑结构，在这场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还能坚守多久？也是我要借助这幅作品去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
　　海南作为我国最南端的一个热带岛屿，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其独特的地貌、生态、气候、与民俗都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特别是被誉为“活化石”的黎族民间艺术形态，以及那些从末在美术史上留下可供借鉴的题材，都为艺术家在内容的选择、深化和形式的创造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空间。而如何扬长避短、兼容并蓄，创造富有海南地域文化精神，充满浓厚情感内蕴而又符合于中国人审美情趣的绘画语言作品，仍是我今后的追求。虽然这其中会有许多疑惑和艰辛，但我坚信：不断地作画、思考和积累、终将会有结果。